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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系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科技部重点领域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植物学会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曾任国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刚落座，工作人员泡上一杯茶，碧绿色很快成了杯中的主色调，蜷曲的叶子舒展着，缕缕清香随之萦绕上来。
把盏香茗，任丝丝幽香飘荡。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与笔者对面而坐，边品茶，边聊中药人生。啜一口，细细地品味着茶的苦涩甘甜。笑谈着人生，娓娓道来学术之路的进与退、得与失、苦与乐。人生如茶，多一片或浓，少一片或淡，无论是浓烈还是清淡，都要去细细地品味，甘苦都是滋味。
领衔摸清中药资源“家底”
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这是自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对国内各省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黄璐琦被任命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
时隔近30年，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同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技术手段也有日新月异的突破。摸清国内中药资源基本现状，成为迫切且重要的任务。对于藏在深山里的中药，又能有哪些新的认识?在环境的巨变下，哪些品种面临濒危?这些问题都摆在中医药人的面前。
黄璐琦介绍，普查主要完成的工作有四项：一是要探明中药资源的种类和分布，以及个重点中药材品种的资源总量。二是进一步调查清楚中药资源相关知识，如民间对一些药材的特殊用法等。三要建设一批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目前多种野生中药材濒危，解决资源稀缺问题，最终还得靠人工种植，通过普查遴选种植基地成为当务之急。四是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保障信息通畅。
作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除了在北京日常的繁杂工作以及各地的学术会议、交流考察外，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进行技术指导、监督检查，成了他近几年来工作的主旋律。几年间，细算下来，黄璐琦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面对面”地打交道。带着各地普查队员，他走过了全国60余个普查试点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珍贵的经历！”他感叹道。哪种中药材是否道地、在何地分布、数量多少，他都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考察时，黄璐琦发现在当地伏道扁鹊庙院周围有不少艾叶，回来查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记载：“艾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这里的“复道”是否就是“伏道”?黄璐琦通过梳理艾叶道地沿革，考证“伏道”地名，同时结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实地所得资料，得出“复道”一词首次出现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历代沿用，但所指均不甚清楚，至《本草纲目》始出现“汤阴”与“复道”并提。伏道为扁鹊墓地之一，商周时即存在，沿袭至今，未曾变化。汤阴艾因伏道扁鹊庙而得名，可推测李时珍认为“复道”即“伏道”，北艾产地应为“汤阴伏道”。
在西藏海拔米以上的高原地带考察时，黄璐琦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苦味枸杞，与平时多见的甘甜味道的枸杞大有不同。查阅《本草原始》，发现确有“枸杞子，味苦”的记载。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植物生长多年来未经过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野生的枸杞原本就是苦味，经人工驯化、选择后变为现在的甘味。“相关研究基本完成了，我打算根据这些整理出论文。这些发现对今后的研究都有启发作用。”黄璐琦说。掌叶大黄的叶子可开发成蔬菜、三七种植问题的解决思路等这些都成为他的新课题。
此次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现在，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发现2个新属25个新物种，汇总得到1.3万多种药用资源的种类和分布等信息，中药资源种类数已超过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黄璐琦发现，各地在中药材种植、采收中都有自己的创造。例如，田地里收割过后的麦秆，在地表留下适当的高度，正好可以用作瓜蒌的天然棚架，只需播下种子，瓜蒌在生长过程中藤蔓就自然攀缘到这些“棚架”上，既节约时间资源又绿色环保。
野外普查的艰难不仅体现在风餐露宿的辛苦上，甚至要直面生与死的考验。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他们的安危冷暖，时时牵动着黄璐琦的心。年9月7日，他刚从云南昭通彝良普查点回京，彝良就发生5.7级地震。他第一时间给当地普查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情况，得知只有办公房屋损坏，队员都已平安归队，方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全国普查点分布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哪里发生自然灾害我就首先想到队员生命会不会受到威胁，时刻绷紧一根弦，深感压力巨大。”有一次，一路普查队的车在调研虫草途中掉下垂直高度达20米的山崖，一名队员肋骨折断，所幸头部没问题。“有一年，我带队分乘几辆车到湖南湘西保靖县普查。途经万米水库时，路很窄，车队小心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紧跟的第二辆车不见了，赶快叫司机停车让大家下来沿途往回找，后来看到那辆车侧翻在路基上。车上四人都是参加过第三次普查、上了年纪的老师，所幸有惊无险。如果车再前移或后错一米翻倒就会直接掉进水库，那么普查队员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当时站在路边跟普查队员说，这是上天在昭示我们，这项工作是要用生命来换的，我们要格外重视安全；同时我们要相信精诚所至，终成大事。”
分子生药学的创建
年，黄璐琦成为北京医科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和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诚静容。“这些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都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敬仰。一位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意见是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楼之岑院士，先生提笔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后面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而后返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的不凡气势和深厚功底可见一斑。”
读书期间，黄璐琦对栝楼属植物研究产生兴趣。栝楼属植物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有抗癌作用的天花粉即来源于此属。为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他只身一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采集植物。他还广泛查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标本，最终整理出世界范围的栝楼属植物名录，并发现新种植物，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世界葫芦科专家C.Jeffrey所说的“东亚地区葫芦科中最难处理的分类学难题”。黄璐琦也因此获得北京医科大学特等奖学金。
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黄璐琦发现有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术和方法已经无法很好地解决，而分子水平的研究则很可能为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
年，年仅27岁的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以来的思考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上，文中首次提出了“分子生药学”的概念。这在当时沉闷许久的生药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一支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在他身边迅速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给中药研究这门古老的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以黄璐琦研究团队为核心，在很多中医药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作下，国内第一部从基因水平研究生药学的著作《分子生药学》得以问世，并标志着一门崭新的生药学分支学科——分子生药学在国内诞生。此后，该书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教材。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黄璐琦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分子生药学现已成为研究方向稳定、技术水平领先、理论思想创新、学术影响广泛、学科队伍合理的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规范化的创新学科。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分子生药学就受到中药学界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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