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我在矿上的那些年
作者：宋亚南
我一直奇怪的是，那么艰难险阻的通道，它们到底是怎么上去的？
“商南铬矿”座落在商南县以东约60里外的一个山沟里---松树沟。单位是从地质队演变而来，由于找到了有开採价值的矿藏，就分出来一部分人就地开採。
原班底是东北支援大西北的地质单位职工，还有一批安徽来的老职工，由于逐年扩招，我去的时候干活儿的主力已经是本地区的人了，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的工种是採矿，具体工作是把放炮炸下来的一堆矿石或废石用小轨道车推出来，分別倒在预先设定的区域。
铬矿当年的採矿车间有不到二百人，前后共有6个坑口(採矿点)，大部分坑口都有一套三班倒的人马，最远的在好几十里外的一个名曰白云山的半山腰上，是全矿最高的一个独立坑口。近处的五个:，，，干沟，再就是碾盘沟，我干过其中的三个。
我觉得最危险的当属坑口(这几个数字不知道是啥意思，咋起了个这名字，是根据海拔高度?是啥编号?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
我在干的时间最长，也最熟悉。除了远处独立的‘白云山’坑口以外，此坑口在大本营内算是最高的一个山上，在我的宿舍南边，山的四分之三高处，站在宿舍附近的空隙处可以隐隐约约望见坑口。
铬矿坑道口——摄于年冬
沿着羊肠小道爬上去的确很不容易，因为实际上就没有路，东拐西拐的羊肠小道完全是年复一年用脚踩出来的，都是斜马歪道，很滑。
并不是一条道儿，一半以上的道儿是好几条互相穿插，分分合合的乱道儿，经常是三三两两按各人的爱好往上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上去至少得一个小时，假如是下雨天或是冬天有积雪，则时间翻倍。
尤其是冬天的雪久久不化，人踩上几天以后踏成了冰面儿，真没法儿上，一步三滑，几个小道都踏实了，不管是那个道儿都绕不过去，只有手拿棍子支撑，脚下的鞋上还要绑上脚耙子(为野外作业特制的带长钢钉的爪子，有点儿像马蹬子)，加上笨重的长筒雨靴，上去一次很不容易。
人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真是一点儿都不假，在这儿体现的淋漓尽致。下山时不但要步步留神，还得担惊受怕。有时为了一段儿太陡的斜坡，心里直发怵，思量半天不敢迈步，怕弄不好滚了坡?就算是工伤，疼不是还是得自己受吗?
班组的成员比较稳定，互相熟悉，干活儿也搭配和谐，关系都很融洽，这可能也与工作性质有关，又辛苦又危险，同呼吸，共患难，是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只有尽力的相互关照，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任何事故发生。
我认为坑道最危险是指坑道内的结构，从坑口进去约一百多米后，要上一个竖井，井高约有二十多米，长宽约1.5米，隔两三米就有一根圆木横着撑住两壁，在一节一节的圆木上钉上长短不一的木条形成梯子，全靠这些圆木的承重。
由于圆木是因地制宜撑在井内，方向变化全无规律，所以梯子的方向也是不停变化，上人时必须手脚并用，能抓住哪里是哪里，脚也是能蹬在哪里算哪里，一人一个上法儿，全无规律。
由于到处都在不停的渗水，必须全副武装，安全帽、全套雨衣、长统胶鞋，还不算要带上各种工具、钢钎、炸药，还有一顿饭、水壶等等。
木条子全部像是被水泡过一样，非常湿滑，身体不够强壮的人，根本就上不去，虽然很费劲儿，也很危险，但不必担心会掉下去，因为井很窄，有横七竖八的圆木、条木拦挡。但会砸着下面的人，大家都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就是防止滑脱了有人帮助拦截。
竖井上面才是採矿区(俗称掌子面儿)，坑道内的环境安全主要由支护工种的老师傅负责，尤其是新掌子面儿，要凭着经验把放炮炸开的新掌子面周围的危险全部排除掉:先用水全面喷冲，用钢钎撬掉所有松动的石头，有些危险的部位还要用木板复盖并用大圆木撑住，处理完毕才轮到我们‘扒渣嗨’往外运碎石。
若有较大的石块儿不好运，还得叫放炮工将其炸碎方可。我在这个事情上还闹过一个小笑话，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却记忆尤新:
由于大家整天在一块儿上班儿，工种之间都很了解，出于好奇，我还跟着帮忙放过几回炮，认为心里有数，很简单，胆大心细而已。
有次就在掌子面发现了一块儿巨石，有大麻袋包那么大，我自告奋勇前去处理，放炮工对我比较了解，叮嘱一番就同意了。
我到了巨石跟前没有多想，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用钢纤从大石头底下的碎石中掏出一个洞，直达石头中心，把装好雷管儿的一筒炸药塞进去后又用碎石沫儿把窟窿堵实，点了火就赶紧返回了休息室，刚刚坐下就听到了炮声，班长说还行，等过一会儿烟散了你们就去出渣。
大家都到了场地才发现，大石头还在，只是翻到了一边儿，一点儿也没遭到破坏，问我咋回事儿?我也大惑不解，明明炸了，怎么不碎呢?
再一细问，把大家都逗笑了，说炸药放反地方了，应该放在上面，我还是弄不懂为什么?放炮工的一句话一下子就说明白了:你用大锤砸石头，是往下砸还是往上砸?这不是只翻了个个么?
是我自已为是，想当然了，丢了个人，长了个知识。
因为记忆深刻，还有一种现像很值得说一下，尽管上坑道的掌子面每一次都很不容易，像攀岩一样困难和令人头疼，但非常奇怪的是在採矿区的休息室里却老能看到耗子，尤其是在中间的吃饭时间，长得一身黄毛的大小老鼠最多时能有十几只，一点儿也不怕人，在我们的脚下窜来窜去，‘’吱吱吱‘’的叫声不断。
休息室是在离掌子面有一段距离的侧面打出来的一个石洞，约有十平米左右，两边儿靠墙都有用木板子钉成的长橙，中间放一盘三千W左右的长方形大电炉，供大家热饭菜。
我们的吃饭时间也是老鼠的开饭时间，据老工人讲，有人的地方必有老鼠，而且是我们的保护神，若是那一天发现没有了老鼠的活动，就得特别小心，那可能就会有危险了。
所以不但不能伤害它们，还要把它们当成朋友加以善待。大家都不敢有违，按照惯例每一个人都要把饭菜拨出来一点儿喂给老鼠，希望以此来保佑平安。
老工人所言甚是，这种情况在每一个坑道内都有，这倒不难理解，我一直奇怪的是，那么艰难险阻的通道，它们到底是怎么上去的？
支护工的主要工具是斧头和锯子，坑口还备有大马锯，专门锯大圆木用的。支撑用的大圆木顺着坑道两侧一排一排的，用量很大。
往山上背木头是个很辛苦的活儿，全体人员隔三差五就得运一回。一根圆木百十斤重，全靠人扛，一人一根儿，谁也帮不了谁。
山路太陡不能俩人抬，两三米长的木头还不能截断，要在用的时候才能量体裁衣，避免浪费。
这个活儿一直都让我发怵，每次都是一次拼命，前三分之二路程还能对付着往上爬，到了后三分之一时坡度更陡，更滑，真是一步千斤，直觉得头冒虚汗，眼冒金星，只能咬紧牙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越歇越没劲儿，直叫人欲哭无泪，那个艰难，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并不是个羸弱之人，下乡以前曾经拼命的锻炼身体，能举起超过我自身重量的杠铃，农村插队时在永青区上选拔参加商南县运动会时，手榴弹能扔出第一名、六、七十米。
插句题外话，为这个当年的奖品小本本，还引起了同学们之间的小小讨论。
因为在我的意识里一直觉得“以资鼓励”应该是奖金或者物质，一个小语录本名不符实，有点儿糊弄我。而大家讨论和查询的结果是:这个“资”还含有“提供”的意思，“以此奖状为证明提供鼓励”，解释了我的一贯感觉是不对的，有偏颇，呵呵！
这个小语录本是我前不久清理家里书籍杂志吋发现的，经过五十年的颠沛流离，辗转千里，搬过数不清多少次家，竟然还没有丢，挺意外的。当年的我只觉得最好奖励我哪怕一个大馒头都比这小本本强，现在看来还是这个好，要是蒸馍早就没有了，哪里还能再看到这个“奖状”?
除了送人的和少留了一点儿，绝大部分书都处理掉了，旧书店有两块钱一本和四块钱一公斤两种收购方式，人家根据现实价值挑选，一共卖了将近二百块钱，其中还包括人家看不上的，只有按废品的价钱处理给了废品站，一公斤一块五。
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留到啥时候是个头儿?
实在是没有办法，太多了占地方，好可惜，好心疼!
当年下乡的生产队有二百来号人吧，包括有打油坊的强壮小伙子，有大队铁匠铺的人高马大、力壮如牛的铁匠，虽然是高出我半个头、粗胳膊粗腿、整个儿比我大出一圈儿，都没有一个人是我掰手腕子的对手，真是逞强一时。但现在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有些招架不住了。
还有配合支护工往竖井上面运木头，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把木头拴在腰上吊着，又是穿着笨重的雨衣、雨靴，窝窝囊囊往上爬，太长的圆木还得上下两三个人配合，个个都累得要死，浑身冒汗，喘气不匀!
难怪每月给定的是最高口粮标准:54斤，这可不是谁都能吃得消的。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扛完木头以后实在是太累了，下班时叫工友们先走了，我再歇一会儿，结果不小心躺在坑道外的木板子上睡着了，直到天黑了才醒来，害得同宿舍的人到处找我。
由于过了饭点儿，一直等到晚上11点吃了夜班饭才睡觉，不然饿的根本睡不着。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很丢人，所以我从来都没有给谁说起过，今天就一块儿兜出来吧？
当天晚上摸着黑糊里糊涂的回到了宿舍，还得赶紧去洗个澡，由于活儿重每天都出几身汗，环境也很脏，每天都有洗澡换衣的麻烦。赶去了好几百米以外的小澡堂时已经熄灯了，没有一个人。
天天都来，地形熟悉，外间脱了衣服摸黑挂好，那一天没有星星月亮，显得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摸着墙进了里间的大池子边儿，还像每次一样双手撑住池子台儿，全身往下一出溜，可能用力猛了点儿，‘’咕咚‘’一下子在池子里摔出老远，我的妈呀，没有水?
还算运气好，虽然摔得不轻，活动活动感觉还行，疼是疼却没有伤筋动骨，只是半天都爬不出池子。
一瘸一拐悄悄的回宿舍，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打掉了牙只有咽到肚子里，哑巴吃黄连一一有苦说不出，怕人笑话。
很有诗意的是，顺着我们住的那一排宿舍的方向，有一条小溪从门前淙淙流过，大家只要出门上路，就必须经过一段小木桥。高山峻岭、重峦叠嶂，奇花异草、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人家。
回想起来，当年的小集体还是很叫人想念的。还记得几个名字:赵振合，任百舍，吴圣录，樊锁子，张守绪，张亚弟，廉洁，谢万祥……
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东北，安徽，兰田，商县，丹凤，商南，还有我，西安。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哈哈!
想起樊锁子，说一段他的趣事:
他是商县城关公社人，长我几岁，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从商南铬矿到汉江钢铁厂，有8年的时间，个子不高，爱说，爱笑，爱动，爱闹，是大家的‘开心果’，嘻嘻哈哈跟谁都合得来。
不记得是什么具体原因，他与同在铬矿工作的妻子离婚了，小女孩随了母亲，瞬间变成了‘光棍儿’，虽然我们成天都在一块儿，却波澜不惊，跟没事儿人一样，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因此而犯过熬煎，整天还是乐呵呵的。
闲谝时我问过他，准备咋办?他却毫不在意地回我;还能咋办，她不想过了走她的人，不勉强!大不了腾笼换鸟儿，再找一个呗!
我说:看你说的，那么简单?
他说:亚南你等着，过几天我就休探亲假了，回去再重给你领一个小嫂子回来，保证比这个好!
我不信:吹吧你!他笑着说:你不懂，等着我给你领回来就知道了。
两周后，锁子按期归来，果然领回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个头儿比他高出一截儿，大眼睛，双眼皮儿，笑咪咪的。
他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新媳妇儿，结婚证已经领过了，咋样？
还能咋样，确实不错!百里挑一的模样儿，没得说!
后来又谝起来了才知道，他还真不吹牛，是有把握的，说的非常有道理，细细的讲了一番来龙去脉。
他还没有休假以前，己经给商县父母去了信，说了自己的事情，要休假时回去再找一个等等。父母一放出风声，就不断有媒人上门提亲，等他到家时，已经有几个人在等着和他见面了。
他一刻不停地见过几个姑娘以后，眼睛挑花了，一时没了主意，就干脆拿了几盒烟，去找了老熟人，城关大队的队长，向大队长讨主意。
大队长比他来的痛快:不管别人提亲不提亲，不费那个麻烦，你的情况我知道，全大队几百户人的情况我也清楚，是这，明儿个开始，我领着你去村里转，串串门儿，你随便挑，看上哪个领哪个，咋样?
他一听队长这么痛快，底气更足了，赶紧满口答应:行行行，全听你的，你领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谢谢，谢谢!
队长说:你还真不用谢我，就你这吃商品粮的，又在铬矿工作，谁家的女娃能跟了你，还不得高兴死?你听我的，保证没问题。
锁子说:我跟着大队长在村里转了两天，就看上这个了，刚满十八岁，一说就成，三下五除二，把事一办，这不就领回来了?
那些年过来的人都知道，城乡差别巨大，吃商品粮和农村户口差别太大了，是天埌之别。
就说我所在的铬矿，别看只是大山深处的一个矿山，所招的本地工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农民，干的还都是又苦又危险的工作，但你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农村媳妇儿一个都不差，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子，农民身份之低、之苦，可见一斑。
我们六中被招工到铬矿的知青算一大批，来自本县的两个公社，富水公社和我所在的清油河公社，男男女女共十几个人，一部分人分到选矿厂，女生居多，有:刘明哓，吕春芳，陆永霞，只有一个男生张喜劳。
一部分人分到採矿车间，男生居多，有范六零，张宽生，张文庆，李田福，杨乃安……，只有两个女生:何萍和赫振荣。
全车间也只有三个女的，还有一个商县的候雪琴，按当时工友们的说法，叫狼多肉少，呵呵!
在来铬矿以前，或再往前一点儿从进六中开始，我所认识的同学除了本班的人以外，别班的人基本上都不认识，就连本六九二班的许多男生和绝大多数的女生也来往不多。
本来就住得很分散，像我这一放学就得赶紧回家，在一块儿上学也不过两年多，真正比较熟悉和关系近的真没有几个人，而后就停课闹革命，再接着上山下乡，一直不得消停。
真正与同学们之间开始熟悉起来，应该是在以后的交集中形成的。比如在插队时离的比较近的，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是不是一个班的都打成了一片，成了熟悉的一伙人:王卫国，俞启宏，肖西玲，顾明生，张季梅，董鸿满，赵沛霖，王长兰……。
同是天涯沦落人，最亲近的自然是离得较近的同学们了。
加上参加工作以后在一个单位，且来往多的，熟悉的同学逐渐的增多。
尤为显著的是男女生之间，上学时不来往，不说话，谨遵“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而打破诫律并逐渐开始熟悉，则更是始于此因了。
铬矿的职工宿舍分部在多个地方，沟沟坎坎里这儿一排，那儿一排，大部分都是简易的草房，墙是用竹皮子编的，两面儿抹上泥巴，而房架子是用杯子粗的长竹杆捆绑搭建而成，全部都是因地制宜，避繁就简，冬天把人都冻的够呛，夏天可以，山里很凉快。
很有诗意的是，顺着我们住的那一排宿舍的方向，有一条小溪从门前淙淙流过，大家只要出门上路，就必须经过一段小木桥。
高山峻岭、重峦叠嶂，奇花异草、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人家。
这儿是一个尽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放到现在，绝对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好去处。
我住过两个地方，先是地质院的一排宿舍(因住着几位主管地质勘探的专业人员而得名)，后住在离食堂比较近的一长排宿舍的偏东头儿第三间房，邻一间女生宿舍，住着两个同学，何萍与赫振荣。再往东头儿第一间房，则住着一家东北藉职工，有几个不超过5岁的小孩儿。
我的宿舍住了三个人，同学范六零和张宽生，我们在一起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三年左右吧。
三个人很合得来，互相很关照，从来都没有为什么事情红过脸，我与范六零至今还经常有联系，遗憾的是宽生大约十年前由于搬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此文，与我们联系?
宽生是个倔脾气，平时并不多言多语，但却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在干沟上班时，曾听到过几个在干沟坑口干临时工的矿上职工子弟说，他从西安回矿上后给她们讲过西安刚上映的电影“卖花姑娘”，极其细腻、生动，听得大家都惊叹不已，佩服的五体投地，恨不得插上双翅马上飞到西安去看看。
范六零是个好脾气，比我还好，我们都习惯叫他“范六”，省去一个字叫着顺口。他做事认真踏实，为人忠厚，是矿上男同学中影响最好的，有口碑，是个难得的好人。
他是个有特点的人，爱好广泛，尤长于书画，音乐，说来话长了，还是下乡以前我就常去他家听歌，听样板戏唱段，笛子独奏，交响乐曲等等。
因为他哥也爱文艺，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家里有台老式留声机，胶质唱片一大螺子。他家的地方大，家长也不多管，我们也都不懂得家长烦不烦，只管去找他玩儿。
我也喜欢听音乐，也愿意学着唱歌，唱样板戏选段，有几年很痴迷，但都是感性的跟着学唱，看他吹笛子，也很想跟着学，但这些都被一个无法逾越的坎儿挡住了，使我无法深入下去。
说起来就奇怪，那些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咋看都是数字，无论怎么努力也变不成刀、唻、咪、法、索、啦、西，死活认不成简谱。
甚至有一段时间给数字下面再标上汉字，试图引导自己的思路，最后还是失败，还是找不到感觉，只能是八哥学舌，盲唱!真是又好笑又可气，像鬼迷心窍了一般。
同范六同室好几年，他的笛子声成天绕梁不断，每天的空闲时间都有免费的笛子独奏欣赏，不亦乐乎。
不知怎么搞的，有一天我听他吹笛子时顺便跟着他看简谱，突然发现纸上的数字变成了音符，直接能跟着笛声念出音来，真是不可思议，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那一天起，我增加了一项技能，学会了一字两用，哈哈!
急不可耐，事不宜迟，有一次因公出差到西安时，立马到解放路的民生商场花2.80元买了我的第一件乐器，一个C调的重音口琴，像宝贝一样伴了我许多年。
范六的字和画在铬矿时也练，但条件所限还不显山露水，当后来的后来在西安的西京宾馆再见面时，他已经调到了这个单位，在工会主管宣传工作，写写画画已经成了他的专业，水平也今非昔比，快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了。
他是那种踏实干事儿且痴迷的人，退休以后把时间花在这笛子和书画上就更多了，是专业的业余爱好者，也是我一直在心里佩服的一个老同学。
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常在一块儿玩儿的还有另一个同学张文庆，我俩同级不同班，在学校时不熟，下乡后还是不熟，因为他在富水公社，离我们清油公社相距60余里路，中间隔着商南县城，来往少，停留在相互知道的层面上。熟悉起来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是从招工到了铬矿开始的。
他应该是心灵手巧的一类人，个头儿一米七几，跟我差不多，头发还有点儿自来卷儿，当年在矿上时算是比较标准版的‘美男子’，为人随和好相处，熟悉以后可以变成“狗皮袜子没反正”一类的朋友。
我和他的关系能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意见不合时可以争论，抬杠，但事情过后能完全翻页，心里不留痕迹，交流起来很轻松，有长性儿。
张文庆与我在一排宿舍住过很长时间，结果是越来越熟，那几年有点儿时间就爱往一块儿凑，三观合，能谝得来吧。
他有个外号:子明，比真名字叫的响，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同学，都只知有子明，而不知张文庆为何人?说起这个外号也颇有些来历。
我们西安市六中有食堂，以方便老师和住校生吃饭。食堂有个大胖子管理员，王子明，经常骑三轮车去买粮购菜。张文庆因为离家远，是住校生，空闲时间老爱骑三轮车在操场上转圈儿玩儿，偶尔还帮着管理员去买菜、买粮，刚好他也算是胖子，时间久了，就得了个外号:张子明。
他不但不反感，还很乐意接受，且以子明自居，从此，他就变成了‘’子明‘’，至今快六十年了，早已是根深蒂固了。
矿区内有个小小的篮球场，年轻人的精力旺盛，身上总有使不完的闲劲儿，有时天福，范六，文庆，加上我，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了还去玩儿一阵子。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虽然是主流，但其中也不乏乐趣，毕竟我们才二十出头，心里有憧憬，努力向前奔。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白云山坑口，这是距主矿区最远的一个矿点，在深山老林中的一个高山上，有一次我休了几天假坐拉矿的翻斗汽车专门去他那里住了几天，确实是远离尘世，荒无人烟的地方，感觉这里不应该有人，应该是隐居山林的神仙修炼之地。
本应该是极其乏味无聊的生活，却被他过的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他学着班组里的人也利用深山老林无人管理的便利条件砍木头，做家具。
顺便说明一下，工友们虽然绝大多数的前身都是农民，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都是农民中的佼佼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手艺。
他也利用休息时间砍回来不少成材的椴树，借着别人的各种木匠工具，竟然陆陆续续做出来几件傢俱，床头柜，木橙，还有没完工的写字台……，不用一根钉子，全部都是铆榫结构，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敢相信。
讲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小故事:
初到矿上工作不久，他被分配到一个叫“干沟”的矿点儿上班，有几个利用学校暑假也在那里干临时工的矿上家属子女也在那儿上班，可能其中的一位姑娘对他有好感，俩人有意无意间走的近了一点儿。
据说最高点时已达到了互相操心带点儿早餐的程度，当年大家都二十岁左右的年龄，正是情窦初开之际，我们都是又理解又羡慕。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分住在一个叫地质院儿的一长排宿舍里，有一天下午他通知我们，可能那个姑娘饭后要来找他闲谝，叫我们几个‘长点儿眼色’，还专门叮嘱同宿舍的同学:吃完饭了少在屋里待会儿，最好到别的宿舍去躲一躲。
我们几个同学虽然都没有谈过恋爱，成人之美的常识还是有的，早早的就躲进隔壁的一间没有别人的宿舍，想满足一下好奇心，顺便长点儿见识。
晚饭后不久，那姑娘如期而至，可把我们几个高兴坏了，大戏按时开演。先贴紧墙壁使劲儿听，尽管墙很薄，隐隐约约的对话咋也听不清楚，这竹席子两面儿抹点儿稀泥，平常总嫌不隔音的墙这会儿却隔音效果奇好，会不会是人家知道了有人偷听，故意小声说话?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不行，得赶紧想办法，记不得是谁先动的手，三下两下，墙上的洞已经抠好了。
好奇心太强，争先恐后，几个人都想先睹为快，一抢一挤，立马坏事儿，可能是被对面儿的俩人发现了，还没有看出一点儿名堂呢，遗憾加遗憾，人家姑娘起身告辞走了，我们几个顿时傻眼了，戏刚开始，就落幕了。
事后落张文庆好一通埋怨，原来还打算能问点儿啥情况，分享一下，也问不成了，让我们把事儿给弄砸了。
在矿上那几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迅速的在简单而又复杂的环境中成长了。
记得有一次在碾盘沟上小夜班(前半夜)，由于天黑和大意，倒矿时矿车一撅把我给掉到了溜矿槽，顺着呈45度斜坡、深几十米的大木槽滚了下去，可我的运气好，矿石在前我在后，有惊无险没有被砸着。
加上我的全副武装，仅右腿的膝盖经度骨折。运气更好的是后面来倒矿的人及时的发现了情况，不但没有再往下倒还赶紧叫人救治了我。
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要是倒矿时我和矿石一块儿滚下去被砸着，或是后面的人未发现异常再倒一车大石头下去，说不定小命休矣，就没有我今天什么事儿了?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暗自庆幸。
感谢上帝保佑!
工伤的待遇挺高的，休了将近4个月假，每月特供15斤细粮(换去定量中的粗粮)，还由张文庆陪同到西峡县住了一个星期看病(医院医院，不用花一分钱，交个记帐单就行)，俩人住了小旅店的两人间，每天下馆子，逍遥自在不说，还有5毛钱的补助，真有点儿乐不思蜀了。
西峡县留给我的印象很好，清静惬意适合居住，但也有个跟商南县相似又不相同的特点，小街道上到处都有饥肠辘辘的猪在乱逛，一个个都瘦骨嶙峋，成天就会低着头在地上踅摸找吃的(不像商南县到处乱跑的全是些像绵羊一样老实、滿地觅食的饿狗)。尤其是在小食堂吃饭时，猪比人多，你来我往，在腿上蹭来蹭去。
在西峡县待够了回矿上时也没医院里开出来一些“药”，虎骨酒、五茄皮药酒、伤湿止痛膏、大瓶装的补脑汁等等，那个年代是公费医疗，不用自己花一分钱，不开白不开。
尽管一直都在强调安全第一，但设备简陋，条件有限，总是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意外叫人防不胜防。
警锺长鸣不已，事故出奇不意。
有一次范六零在坑道内操作装渣机时一不留神，点错了按纽，机器倒车压坏了脚趾头，轻度骨折加上前脚掌撕裂，那真是惨不忍睹。
医院清理伤口时我负责握住脚腕，控制不让动。大夫掰开脚趾，反复冲洗清创，血肉模糊的场面我盯了不到两分钟就觉得头晕目眩，站立不住，大夫赶紧叫人把我换下。
从那次以后，才知道有晕血这一说，再算上恐高，这两个毛病我算是都有了。
这个伤反复发炎，好几个月以后才基本痊愈，把罪也受扎了。医院看过，我还作为陪同看护在西安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真是乐中有苦，苦中有乐，令人难忘。
分到採矿车间的两个女生:何萍与赫振荣，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宿舍的南隔壁，上班下班，出出进进经常见，所以比较熟悉。
她俩都是在坑道口附近开水泵的，开矿是湿作业，风枪打炮眼时用的钢钎子中心有通水眼，边打边喷水，放炮以后先通风排烟，接着也要全面用水喷透，防止粉尘。空压站，水泵房都跟班作业，也是三班倒。
一年四季，刮风下雨，还有冬天的冰天雪地，上山下山辛苦不说，除了上下班有时可以同路，其余都是单人顶班，尤其是遇到了后夜班，深山老林中独守一个简易的工房，还是很得有些胆量的。
在偌大的一个矿上比较熟悉的女同事很少，可能只熟悉採矿车间的几个人，主要是住在隔壁的同学何萍与赫振荣，而对何萍的印象更深刻一些，这可能于她的行事作风有关吧?
总体的感觉是正直，阳光，好学，上进，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待人接物也很热情，大家公认的那种靠谱的人。
矿上的生活，工作都比较艰苦、单调，大部分人都是挣扎，混日子，而何萍却竟然订了报纸和杂志，还常常不知从哪儿能借来些书看，还记得有《安娜.卡列尼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等，因为那年头、那环境实在是不兴这个，换作我绝对不会这么浪费，报纸和杂志远远赶不上到食堂打两份红烧肉解解馋来的实惠。
不过我倒是沾了不少光，经常把能看着的借看了，该吃着的也没有耽误。不过说实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实际上并没有从那些流传一时的书里看出来多少名堂，愚钝得很，哈哈!
同她住一个宿舍的赫振荣相比之下显得就属于内向一些，必须强调一下，是‘相比’，仅此而已。要是一定要归类的话，我个人觉得何萍身上若是散发的大家气质较多的话，那对应的小家碧玉型自然是非她莫属了。
由于不在一个部门以及都是三班倒的原因，虽然是一个矿上，但大家都各忙各的，同学之间来往机会并不多，主要还是与本班组的工友们接触。採矿车间还有杨乃安，李杰，见面也较少。
总之，那几年同学们虽然都在努力的工作，乐观的生活，但也都心里有苦。大家都是被迫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在这里，我们都是外地人，毕竟西安在山路崎岖，几百里之外。
回去一趟光路上汽车就得先跑两天的时间，都穷的不想买车票，在矿上找一次车也很不容易。而想回家的愿望，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梦。
在铬矿几年间遇到了大倒班，可以有两天多的休息时间，下商南县去逛逛是主要的选择，实在是没有啥地方可去。
后来发展到在县城过一夜次日再回矿上，则开始于同闫长京熟悉了以后，也是一个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情。
闫长京，其实我们一直都习惯叫他小名“毛头”，清油河下乡时在离我们不太远的耀场沟大队，是六九一班的。
真正熟悉起来则源于我下县城时老去找他闲谝，天长日久，变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那些年我的家境极差，父母及三个上学的弟弟被迫去了陌生的合阳县农村落户，一无所有，衣食无着，过了苦不堪言的十二年。
我一参加工作，无疑成了家庭的一根支撑，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以努力的支援家人勉强得以度日。长期的极端节俭，我变成了一个很“抠门儿”的人。
其实在那个年代，由于连绵不断的在搞运动，搞斗争，很多同学也背负着家庭的各种包袱，大家都心照不宣，不做这方面的交流，谁也不愿意去触碰别人的伤疤。
尽管我也在注意避免“抠门儿”，努力把行为控制在正常范围，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在被别人理解的同时，其实大家已经在“心照不宣”的关照我了。
我和毛头很对脾气，方方面面都能说到一块儿，曾经得到的帮助和心灵慰籍想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而他对我的关照是多方面的，后来发展成了我凡去县城必至的落脚点，管吃管住，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满惭愧的，总是觉得我亏欠着他。
商南县城很小，一条窄窄的主街约有二百来米长，稀稀拉拉的散落着几个县级的机关单位和商店、学校、国营食堂、以及主卖农具的杂货铺、土产店等等。
毛头在街道中段的物资局上班，县城最大的企业:商南县农械厂座落在主街道的南头儿，招了我们六中的七个知青:张居仁，马明，陈士哲，吴西文，董鸿满，何小莲和周淑霞。
县委在街道的北头儿，县广播站有知青刘华沙，大喇叭里经常能听到她那甜美的标准普通话，算是这个古老县城的一个亮点，跟县农械厂打篮球出名的同学董鸿满一样有名气，都是给六中的知青露脸儿的明星级人物。
商南铬矿——松树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在我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那几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不用去想就常常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熟悉的场景，艰苦的环境、那些熟悉的人，一个矿上的人像是一个大大的家，谁也忘不掉谁。
这种感觉绝对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从后来见到的每一个铬矿人身上都能感觉出来，比如何萍同学现在用的网名——‘’松树沟‘’，即很能说明问题，确实是一段值得我们怀念的日子。
作者：宋亚南，男，陕西西安人，年出生，西安市六中五年一贯制69届高中毕业生，年随学校安排到商南县清油河公社下乡插队，后招工到位于本县的“治金部商南铭矿”工作，年后随单位碾转在汉中“汉江钢铁厂”、西安“中钢西重"等企业的质保部门工作，至退休。
来源：知青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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