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和芭莎苗寨的知名度太大的原因，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了贵州东线体验民族风情旅游胜地。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全州面积3万平方公里下辖16个县市，总人口.43万。是贵州人口密度最低的市级行政区，仅有人/平方公里。远远低于六盘水市人/平方公里和安顺市人/平方公里。但是少数民族却占了总人口的80％，其中苗族人口万占42％，侗族人口万占29％。而且大多数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低，那么黔东南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比例如此之高，但是人口密度这么低呢，这里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第一：黔东南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分布图上看，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在西南部和南部，东北部和北部则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这一地区首先是比邻湖南西南部和广西北部，这两个地区本身少数民族比例就很高。历史上是个天然的隔离带，阻止了中央王朝的渗透和移民的涌入。北部是湘黔走廊，除了黄平和施秉外驿道沿线少数民族比例并不高。南部地区远离交通要道，所以明代设立行省以来对于南部的开拓并不急迫。换句话说只要你老老实实待在深山不要出来闹事阻塞驿道影响朝廷安危就行了，其余的不追究。这就造成了黔东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史书中称其为“生界”。清代中期镇远巡抚方显在《平苗事宜疏》中提到：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这块土地对于中央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又处于万山丛中，在明代全省都是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并不急于开拓。明代的生苗地和驿道第二：黔东南地区特殊的政治结构黔东南少数民族最集中地地区是以雷公山和月亮山为中心。长期以来都是和款和议榔制为主，这两种制度说起来有点复杂，大致就是类似阶级社会出现之前的部落联盟的乡村自治，既没有产生特权阶层，也没有本民族的代言人也更不受流官约束。这个在史书中多有记录，田汝成的《行边纪闻》中说：苗人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曰行头，以讲曲直。行头以一事为一筹，多至百筹。每举一筹数之曰：汝负于某，其人服则收之........这个只是在断案上处理案件的事情，在其内部还有负责祭祀，农耕，存放公共物品，如芦笙，铜鼓人自然领袖。这些人大多是能言善辩，德行高尚由众人选举的老者担任，但并不脱离生产，也没有报酬。更没有特权。这种及其松散的社会结构没有大土司的管辖，自然也无法约束或者带动当地居民归化。从湖南，贵州等地来看，凡是大土司统治的土民大多数情况下汉化都是非常严重，而且极易发生大规模叛乱，比如铜仁地区的思州，湖南湘西的溪州，黔北播州，黔中的水东和黔西的水西。除了水西仍然保留有彝族的统治方式外，其余的大土司都是作为驯化土民的工具而存在。黔东南的自然领袖明代特别重视对土司子弟的教化，并把土司子弟读书习礼作为承袭权力的前提条件，借以“变夷俗之陋，杜争夺之源”，朱元璋强调：“当谕令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后来这项制度执行更严。未经儒学教化者不得承袭土职。在这种情况下土司本人自己为了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央的认可自然要大力推广儒学，这种风气也会影响到下面的土民，由“夷”变为“华”后期变成了土司管理汉民和“熟苗”且负责协助官兵围剿“生苗”的局面。尤其以湖广的永顺保靖两大宣慰司为甚，带领手下的熟苗围剿酉水河以南的腊尔山红苗。现在在贵阳高坡苗族乡石门村有水东宣慰同知所提的“永镇边夷”的摩崖石刻，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东土司宋氏已经完全不把自己当“夷”人看待，倒是把贵州的“夷”看成了对立面，明代在湘，黔，滇的土司制度其实就是流官制的一种补充。由于黔东南的“生界”没有土司和流官管束，自然也无法沾上“礼仪教化”，始终游离在中央王朝的渗透之外。这种无组织的社会结构松散自然无法形成对中央的统治压力，不会像播州杨氏和水西安氏那样因为叛乱而造成所辖人口的大量减少。合款的执行中心，侗族鼓楼其三：黔东南接受流官的统治非常晚由中央设立官署，征收赋税是完成国家化的标志。但是黔东南真正设立官署是在乾隆二年才开始完成，距今不过两百余年而已，在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已经聚居了大量的人口，庞大的人口是抵抗外来冲击的重要保障。雷公山和月亮山区在设流官之前人数有多少已经无法统计，但是从开辟“生界”的时候张广泗斩杀首级可见人口数量不少于四十万。原文载到：乾隆元年十月，自搜箐后（指牛皮大箐，现在的雷公山区），官兵又攻克一千二百二十四寨，皆毁其室庐，戮其壮丁，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其焚死与中炮死及冻饿死又十五六万；其附逆小寨三百八十八，令缚逆党赎罪，无敢留一人者。计斩首苗人万七千六百七十余级，擒获苗人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人，其内受伪官者四百余人，从逆者万一千一百二十人，皆枭首军营；贼党家属万三千六百余人，皆充赏为奴.......苗人死者前后不下三十余万。至是，杀戮十之七八，或十百寨无一人。这次开辟“生界”，有近三十万的苗人成了刀下之鬼，可见当时的雷公山，月亮山区人口不下几十万。开辟生界以后在此设立了“新疆六厅”，其中清江（剑河县），台拱（台江县）隶属镇远府管辖，古州厅（榕江县）下江厅（从江县）隶属黎平府，丹江厅（雷山县）和八寨厅（丹寨县），都江厅（三都县）隶属都匀府。自此正式结束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这块土地的统治真空。不过当时的流官统治更加突出军事功能，对于文教建设则相对滞后。以小编我老家清江厅为例，当时除了清江通判负责一部分民政职能之外，其余的左卫千总辖十一堡，驻军九百七十余名，右卫千总辖十一堡，驻军九百七十余名。每堡下面又有汛，塘等军事机构若干。共驻军共名，而且堡内的军队还包括家属在内，军屯汉民近人。驻守的军队相当于原住民的一半。在这种以军事为主，文教为辅的情况下，即使是接受了流官统治但是对于苗族本身的社会并没有构成多大冲击，换句话说只是增加了人参控制，但是并没有从文化习俗和思想上彻底改造。有很多公社部落联盟制的遗风甚至遗留到现在，现在的苗区凡是大小事都是找理老寨老或者寻求大家评理，极少出现打官司的现象。在节日组织，或者人际关系上阶级性不强，伦理性却是很大。规模庞大的千户苗寨第四：黔东南州的地理环境黔东南大多属于由云贵高原向东南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大多数在米至米之间，森林茂密，光热充足。非常适合树木和水稻的生长，当地苗族侗族植树造林和开垦梯田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悠久的农耕技术自然比其它以游猎或者游牧为主的地区养活更多人口，而且茂密的森林不但成为对外出口换区白银的商品大宗，也为躲避战乱和抵御饥荒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是长期以来对水稻种植和植树贩木的依赖，对粗粮和杂粮重视程度不足，到了后期无法开垦缺少水源的旱地，人口增加受限，这个在张广泗的奏折中多次提到：苗疆尽属水田，亦非塞外陆地易为耕种.......且苗人止知种水田，山土悉皆抛弃，令屯军处不许侵占苗界外，其余附田山土任其垦种杂粮，则衣食益裕。形成大面积的林地和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的状况，在清代中期，雷公山腹地更是郁郁葱葱，如《清史稿》中提到：箐圜苗巢之中，盘亘数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蛇虺所国，虽近地苗蛮，亦无能悉其幽邃，故首逆诸苗咸薮伏其中，恃官兵所万不能至，俟军退复图出没。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对生态环境当然是福音，但是对民族人口的繁衍则不利，今天黔东南各个县人口都非常少，台江，雷山，剑河，丹寨等苗族聚居县人口在15万上下，为典型的地广人稀。清江厅境内的原始森林黔东南少数民族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里的苗族和侗族一方面和后来的汉族军屯和民屯打好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影响周边的汉族。还是以清江厅（剑河县）为例，剑河的中部是苗汉杂居的地区，大多数汉族都是堡兵后代。但是当地的苗族与汉族交流从不用汉语而用苗语，久而久之汉族也只能主动学习苗语才能完成交流。在服饰上，由于苗族的节日和芦笙舞吸引了大量的汉族参加，到了后期则变成了汉族少女也改穿苗族盛装参加苗族节日，西南官话在乡村则变成了汉族内部的交流语言对外皆用汉语。这种现象在清代后期已经非常普遍，例如徐家干的《苗疆闻见录》中说：“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江楚之人,愁迁熟习，渐结亲窜，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所谓熟苗，多半此类。即使是现在，在州府凯里市的街头或者周围的县市，外地人能很清楚一眼分清楚哪些是少数民族妇女哪些是汉族妇女。其民族性特征特非常明显，在千城一面的今天这也是黔东南魅力所在吧。县城节日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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