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隆重表彰了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名改革先锋，中国环保先驱、为保护藏羚羊而英勇牺牲的杰桑.索南达杰名列其中。看到他的名字，不禁想到同事、纪录片人彭辉的《平衡》。这是一部历经岁月洗刷而依旧动人心魄的纪录片。这部作品在记录索南达杰的接班人奇卡.扎巴多杰的故事的同时，也笔墨厚重地缅怀了索南达杰壮怀激烈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抱负。
《平衡》，是彭辉近二十年前的作品，开始拍摄的时间，是在更早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彼时的中国，正在经济发展的高速路上狂飙突进。珠三角、长三角及东部和沿海地区，其连绵的厂房，繁忙的物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吸引全球目光的亮丽风景。相较之下，滞后发展的广大西部地区，哪怕是一些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因舆情而散发的知名度，都可能远远落后于南方那些经济规模急剧膨胀的农村乡镇。而可可西里，这片横亘在青藏高原上的广袤之地，由于干旱寒冷，空气稀薄，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它的存在，难以进入广大社会公众的视野，更是自然不过。然而，作为记者和纪录片人的彭辉，却把他的目光和镜头对准了这里——这个时候，正有一支名为“西部野牦牛队”的武装反盗猎队伍，冒着生命危险，餐风露宿在可可西里的冰天雪地。
之后近三年，彭辉大部分时间都与“西部野牦牛队”一起，进出在可可西里的荒野之中。最终，通过纪录片《平衡》，向社会真实呈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可可西里所独有的国家一级野生动物藏羚羊，惨遭盗猎分子残酷屠戮的严峻现实；“西部野牦牛队”为改变这种现实所作的艰苦努力及难以为继的生存窘境；尤其是《平衡》最主要的纪录对象——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委副书记、县“西部工委”书记奇卡.扎巴多杰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坦荡直白的心路历程，及让人扼腕叹息的人生命运。
这些内容，与这部纪录片所冠之以名的“平衡”，似乎相去甚远。其实，在这部纪录长片中，《平衡》用它客观冷静到不著一词的记录影像，极力展示呈现的，正是难以对称谐和的现实境况和人物心境。
蓝天平湖，草甸山峦，奔跑的藏羚羊和飞翔的斑头雁，《平衡》一开始，缓慢舒展开来的，就是一幅辽阔高远，宁静祥和的自然画卷。可可西里尽管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但却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平衡》呈现的这种如行板一样的田园牧歌，还将一如既往地上演在可可西里相应的季节。然而，人类的贪欲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历来就是人类满足自身私欲的主要手段，而在现代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人的私欲往往会演化为心理上的极度贪婪和行为上的不择手段。可可西里的悲剧就在于此。由于藏羚羊身上的绒毛可以织成轻薄暖和的羊绒围巾，这种围巾的价格，当时在国际市场上达到了每条五千美元。因此，为获取藏羚羊的绒毛，被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的藏羚羊，遭到了一批又一批盗猎分子的野蛮屠杀，短短十年中，藏羚羊的数量急遽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这种现实，《平衡》予与了充分的展示，许多血淋淋的画面可谓触目惊心。可可西里千古以来美丽谐和的自然生态，与人类欲壑难填的贪婪相遭遇，顷刻伤痕累累，不再平衡。
《平衡》所刻意揭示的这种失衡，是可可西里的伤悲,也是这部纪录片得以产生的主要缘由。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性的命题。全球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商业化，导致地球生态环境急遽恶劣，许多野生动物因之灭绝或濒临灭绝。因此，自上世纪后期开始，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逐渐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价值选择。在中国，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尽管以立法的形式上升到了国家意志的高度，但在当时，以GDP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几乎诱导了所有的政府行为和公众热情，相较之下，自然生态保护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整体的自觉意识。可可西里的“西部野牦牛队”和环保志愿者捐资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类有组织的社会行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个别现象。
这种整体与个别的失衡，贯穿在了《平衡》这部纪录片的始终，让人深切感到，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在中国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身体力行中，除了艰辛和委屈，甚至还有生命的牺牲。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由一群民间环保志愿者筹资建立于年代后期。这些志愿者，是中国自然生态保护的先行者，他们在当时所进行的相关宣传和实践，对整个社会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启蒙意义。在《平衡》的故事叙述中，保护站的建立把可可西里与外部世界连在了一起，它意味着这片土地上数十上百万藏羚羊被残忍屠戮的厄运，已经开始引起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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